之后,耿书记一定要他讲几句表个态。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没什么说的,两横加一竖,干!”他的话博得了满堂喝彩。散会时,陶秉坤醉了酒般晕晕乎乎,觉得脚不是脚手不是手了。陶有富忙过去帮他拿着奖品,扶他蹒跚下台。他执意推开陶有富的手,尽量昂首挺胸。陶有富笑道:“坤公,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吧?”他横陶有富一眼:“你以为我是三岁伢伢,给根棒棒糖就不晓得自己几岁了么?”
回到石蛙溪,他上台受奖的消息已不胫而走,经过热心人的加工,成为新的白话流传开来。队里的后生把辈份抛在一旁,寻他开心:“坤公,你那一竖早竖不起来了,还想干呀?”他两眼一瞪:“谁不想干?干到九十九,不枉世上走!”说着就绾起袖子作干状。他是真想干的,他在国家干部面前说的话并非为哗众取宠而空口打哇哇。他把奖来的那把锄头换了个光滑的锄把,只要队里造田,他就要扛起锄头去出份力,像耿书记表扬的那样“胸怀朝阳,老当益壮,生命不息,造田不止。”一来他要对得起县里的表扬,二来他真觉得自己身体里又充满了力气,有能力干。可是他没有机会了,公社又把所有劳动力都调到水库工地,突击修筑大坝去了,队里只留下看队屋的保管员。他恳求陶有富把他也带去,帮忙烧烧开水也是好的。陶有富哑然失笑:“你帮忙?活活是添忙,我还得派个人招呼你。坤公,愚公你已经当过了,在屋里好生歇着吧!”
上工的钟不响了,村子里就冷冷清清,除了鸡鸣狗吠,难得听见其它声音。刚刚享受了一番热闹的陶秉坤就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我真的不能干了?他问自己,不由自主地摩挲锄把,接着,就重复了一生中不知做过多少次的动作:双手握紧锄把,把锄头举了起来。他惊喜地发现,并不十分吃力,莫非返老还童了?他反复举了几下,浑身的骨节这里那里喀喀作响,仿佛松动开了,四肢的运动越来越自如。狗日的,你还行呢!他喜滋滋地骂自己一句,穿好草鞋,腰里系上插着柴刀的竹刀盒,然后扛着锄头,一步一颠地出了门。他要上山去,上山干什么他没想,他只想和山亲近。他沿着石蛙溪的浅浅溪水往上走,慢慢悠悠地,恍惚之间像是逆岁月之路而行,他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日子里。他步履沉着稳健,沿着一条牛踏出的小道进了一条狭小的山冲。前面的丛林里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他凝神聆听,没有了,但一走神,就又出现在耳边。他循着那声音一直走到冲顶两道山梁交合之处。这里叫羊耳朵,是个与邻大队接界,谁也不管的地方。一座耸立的山嘴和一片葳蕤的丛林隐蔽着一小块荒土。他挖了一锄,捏一把土在手心。土黑油油的很松软,喷发着沁人心脾的泥香,多好的土,荒在这里多可惜!他的主意忽然就定了,脱下棉衣,站出骑马的姿势,举起锄头挖了起来。他根本忘了自己是个九旬老人,他的感觉几乎跟七十年前他在牛角冲开荒一样。当细碎的泥土从举起的锄头上落进他颈子里,他就快活地咒骂一声。他身上很快就燥热起来,发出轻轻的喘息,锄头不像是身外之物,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带着他微薄的力量顽强地一次次锲入土地。汗水蒙住了他的视线,朦胧之中,他看见他年轻的堂黄幺姑伫立在草丛里,脉脉含情地觑着他。她的气息与泥土和草叶的气息氤氲在一起,酒一样醉人。“幺姑,你看我还行么?”他边挖边问。“行,你又活转来了呢。”幺姑笑得他心里直颤。他喃喃低语:“可我手酸得很呢。”幺姑两脚踏在草尖上,无声地过来扯扯他的衣襟:“那你歇一会呀!”于是他就歇一会,拿柴刀砍去荒土上的刺条,又继续挖。天色不早了,他住了手,定睛一瞧,只挖了两张八仙桌那么宽。不过他很满足。他把锄头藏在刺蓬里,然后蹒蹒跚跚地回家。他想第二天再来,他一定要开垦出一块像样的土。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呢,那些讥讽他不能干了的毛脚后生都蒙在鼓里呢。他想着,禁不住笑出声来。一只归巢的老鸦从山谷上空掠过,哇地叫了一声。他心里就说:“老鸦老鸦,莫多嘴巴,你若多嘴,我拿铳打!”
只要天气好,陶秉坤都到羊耳朵里去开荒,每天挖一点,积少成多,到腊月里,就开垦出了一块两分面积大小的好土。对于一个九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奇迹。没人在意他的行踪,他的奇迹也暂时无人知晓。来年春末,他悄悄地在地里栽下了薯秧,但他不知道的是,同时也栽下了祸秧。
有两句口号在这一年的春天里流行,一句叫作“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还有一句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十天一次的赶场被取缔了,自留地也受到严格限制。社员们种在屋前屋后宅基地上的瓜菜被指控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春末时节,正是这些“尾巴”生长的旺季,根据上级指示,安华县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明确规定,每人只能在自留地之外的屋前屋后种五蔸瓜菜,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律自行拔掉,否则就要罚款并批斗。
在公社听完传达,陶玉财一回到石蛙溪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社员自己动手割“尾巴”。为了给公社新来的卢书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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